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去后，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秩序来确保和平与安全。1918年1月，巴黎和会拉开了帷幕，而这场盛会的成果——《凡尔赛条约》以及随后的一系列协议构成了所谓的“凡尔赛体系”。这个体系旨在惩罚战败国德国及其盟友，同时重新分配欧洲及中东地区的领土和势力范围。然而，它也埋下了新的冲突种子，为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伏笔。

与此同时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，威尔逊总统提出了他的十四点原则作为战后的和平蓝图。尽管这些原则并未完全体现在最终的和约中，但它们反映了美国对战后世界的愿景。随着巴黎和会的进行，远东地区也在酝酿着一场重要的会议——华盛顿会议。这次会议由美、英、日等列强参加，其主要目的是解决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争端，特别是围绕日本在一战中扩张势力的担忧。

华盛顿会议上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，被称为“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”（又称五国公约），该条约限制了各国建造大型舰艇的数量，从而平衡了英国的海上优势和美国的新兴力量。此外，还签署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，重申了中国在其领土上的主权，但实际上未能有效阻止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行为。

总的来说，凡尔赛-华盛顿体系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种国际关系结构，它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一战遗留的问题，并为未来的和平奠定基础。然而，这一体系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和不平等，特别是在对待殖民地国家和民族自决权方面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逐渐失去了合法性，无法满足日益觉醒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国际关系的现实需求。

例如，德国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，因为《凡尔赛条约》对其进行了严厉的经济制裁和军事限制；而在亚洲，中国的五四运动正是针对《凡尔赛条约》将原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的条款而爆发的。这些不满情绪最终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二战的爆发。

因此，凡尔赛-华盛顿体系虽然暂时稳定了国际秩序，但它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导致战争的根本问题，如民族主义、帝国主义和对资源的争夺。这提醒我们，任何国际体系的构建都需要考虑到所有国家的合理关切和安全需求，并且必须具有足够的弹性和适应性以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格局。